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万历皇帝下令从全国范围内调集11万明军精锐兵力，分成四路向刚崛起的后金政权（即满清的前身）发起进攻。然而，由于四路明军之间缺乏协调，互相拖延配合不力，导致后金开国君主努尔哈赤采取集中兵力分割包围的战术，以“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策略，在萨尔浒一带（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彻底歼灭明军，这场战役被称作萨尔浒之战。
萨尔浒之战的结果彻底扭转了明朝与后金在辽东的军事实力对比和战略格局。借着这场战役的余威，努尔哈赤开始在辽东地区大举扩张，迅速掌控局势，使整个辽东陷入了后金势力不断壮大的危机之中。然而，正当局势极度危险时，辽东地区涌现出了三位英勇无畏的将领，他们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忠诚，坚守边防，成功阻止了后金的进一步扩张，为大明争取了宝贵的25年喘息时间。这三位英雄即被后人尊称为“辽东三杰”，他们分别是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以下逐一介绍他们的事迹。
熊廷弼，字飞百，号芝冈，出身于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汉）。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他出任辽东巡按御史，成为辽东地区最高监察官员。熊廷弼以严厉执法著称，整顿军纪，使辽东军队纪律严明。他不仅积极推动军屯建设，还着手修缮边防城池，极大提升了辽东防务的稳定性。后来因与当时辽东巡抚杨镐关系恶劣，被调回关内任南直隶督学，类似于当时的教育厅长。萨尔浒战败后，杨镐被罢免，朝廷鉴于熊廷弼对辽东事务的熟悉，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全面负责辽东军政事宜。
展开剩余74%熊廷弼重新赴辽东后，确立了“以守为主，反对轻率冒进”的防守战略。他着力修复沈阳、抚顺、辽阳等关键城池，严密防守要塞，避免与后金八旗兵在野外决战。同时，他指挥朝鲜军队袭扰后金侧翼，有效牵制了后金的主力，使其无法集中兵力攻打辽东。熊廷弼依托坚固的城池体系，通过消耗战术消磨后金士气和物资储备，等待反攻时机。他的防守策略成效显著，努尔哈赤在其任内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去世，熊廷弼随后遭到言官弹劾，被罢免辽东经略职位。其离职后，努尔哈赤趁机攻陷沈阳、辽阳、抚顺等重要城镇，辽东防线再度瓦解。朝廷虽曾重用熊廷弼，但因其与新任巡抚王化贞相互牵制，最终导致广宁失守。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六日，熊廷弼被政敌陷害，含冤惨死。
孙承宗，字稚绳，号恺阳，出自北直隶保定高阳（今河北）。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攻占广宁，辽东巡抚王化贞仓皇逃走，至此山海关外几乎全部沦为后金控制。次年八月，明廷任命孙承宗为蓟辽督师。鉴于明军野战能力远逊于八旗兵，孙承宗创新构筑了一条纵贯锦州、宁远至山海关的防御堡垒体系，史称关锦防线。他还大量仿制葡萄牙引进的佛郎机重炮，加强城防火力，这种武器成为八旗兵心中的梦魇。在辽东四年间，孙承宗治理军务严明，淘汰逃兵，整顿军纪，前后收复九座大城堡、四十五个小堡，训练兵力达到十一万人，拓展边地四百里，开垦屯田五千顷，年入军饷十五万两——《明史》有详细记载。因触怒当时权臣魏忠贤，孙承宗被罢官返乡高阳。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大举进攻高阳，孙承宗率城中军民坚守孤城，最终被清军俘获，坚决不屈，选择自杀殉国。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出生于广西梧州府藤县白马圩，祖籍广东东莞。由于清宫戏剧的广泛传播，袁崇焕的名气比前两位更为响亮。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围攻宁远，袁崇焕坚守孤城，指挥明军大败努尔哈赤军队，击溃了后金首领的一次重大进攻，这场宁远大捷成为努尔哈赤一生最大的败绩，也是明军在辽东的首次重要胜利，使袁崇焕声名鹊起。次年（1627年），袁崇焕又在锦州、宁远两地重创努尔哈赤继承人皇太极，取得宁锦大捷。两次重要胜利，使其威望大增。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皇帝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兼督蓟辽兵务，并赐予尚方宝剑，显示极高信任。
袁崇焕上任后，积极整顿辽东军队，多次击退后金侵袭，使皇太极在辽东无法取得突破。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军绕蒙古从喜峰口突破关隘，兵临北京城下，京城为之一震。这令崇祯皇帝对袁崇焕产生猜忌，尤其是袁崇焕拒绝在北京附近与八旗军野战，并要求回城休整，更激怒了皇帝。次年（1630年），崇祯皇帝以“通虏谋叛”、“擅自和议”、“专权戮帅”、“市米盗资”等十大罪状，下令处死袁崇焕。
熊廷弼、孙承宗与袁崇焕三位将领当为当世英杰，他们坚决遏制了后金（满清）在辽东的扩张，是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最大的障碍。若非政治斗争和朝廷猜忌，这三位英雄完全有机会改变大明的命运。遗憾的是，他们最终沦为权力纷争的牺牲品。随着“辽东三杰”的相继陨落，大明这艘摇摇欲坠的巨舰，也注定驶向历史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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